在胡适生命的最后几年，表面上风光无限，但他的处境是十分孤寂的。也难怪，被最高权力所仇视，日子能好过得了吗！
有人这样评论这个时候的胡适：这几年来，别以为有那么多人围在他的身旁搅什么献花祝寿的热闹事，也别以为有那么多的男记者女记者把他当作“花边新闻”的采访对象，而胡先生的心之深处，一直是孤寂的!一直是忧愤的！……近几年来，胡先生固然是个人自由主义的象征，但他也日益成为一个所谓“自由民主”的可悲人物！他的声誉，也正渐渐地为点缀这点可怜的所谓“自由民主”，糟塌得不成样子了！君不见许多怀抱自由民主理想的青年人，在他们的谈话中，充分流露出他们“对胡适的失望”。虽然如此，可是，发自“威权领导中心”及其“文化打手”的“围剿胡适”之浪潮，却仍是一波一波地涌过来……胡适先生怎么会不觉得心灵孤寂而忧愤呢?
1961年2月，胡适又因心脏病发作，住了两个月医院。逐渐脱离危险后，到4月便勉强出院。因南港附近没有医院，只好暂借福州街26号台大招待所房屋，疗养了两个月。7月间又患急性肠炎，大闹水泻。真是多灾多病，衰老不堪了。
10月间，夫人江冬秀从美国回来，家人团聚，孤苦伶仃三年半的老胡适，毕竟也稍添些慰安。可是到11月，又因发表一篇演说，竟招来狂风暴雨般的又一次“围剿”。
11月6日，美国国际开发总署举办的“亚东区科学教育会议”在台北开幕。胡适推却不过洋人的纠缠，应邀赴会，作了三十分钟的英文讲演，题目是“social cha
ges
ecessa
y fo
the g
owth of scie
ce”(《科学发展所需要的社会改革》)。
全文如下：
“科学发展所需要的社会改革”这个题目，不是我自己定的，是负责筹备的委员会出给我的题目。这题目的意思是问：在我们远东各国，社会上需要有些什么变化才能够使科学生根发芽呢？
到这里来开会的诸位是在亚洲许多地区从事推进科学教育的，我想一定都远比我更适合就这个大而重要的题目说话。
我今天被请来说话，我很疑心，这是由于负责筹备这个会议的朋友们大概要存心作弄我，或者存心作弄诸位：他们大概要我在诸位的会议开幕的时候做一次advocatus diaboli，“魔鬼的辩护士”（译者注：“魔鬼的辩护士”是中古基督教会的一种制度。中古教会每讨论一种教义，必要有一个人担任反驳此种教义，让大众尽力驳他），要我说几句怪不中听的话，好让诸位在静静的审议中把我的话尽力推翻。
我居然来了，居然以一个“魔鬼的辩护士”的身份来到诸位面前，要说几句怪不中听的话给诸位去尽力驳倒、推翻。
我愿意提出一些意见，都是属于知识和教育上的变化的范围的——我相信这种变化是一切社会变化中最重要的。
我相信，为了给科学的发展铺路，为了准备接受、欢迎近代的科学和技术的文明，我们东方人也许必须经过某种知识上的变化或革命。
这种知识上的革命有两方面。在消极方面，我们应当丢掉一个深深的生了根的偏见，那就是以为西方的物质的（mate
ial）、唯物的（mate
ialistic）文明虽然无疑的占了先，我们东方人还可以凭我们的优越的精神文明（spi
itual civilizatio
）自傲。我们也许必须丢掉这种没有理由的自傲，必须学习承认东方文明中所含的精神成分（spi
ituality）实在很少。在积极方面，我们应当学习了解、赏识科学和技术决不是唯物的，乃是高度理想主义的（idealistic）、乃是高度精神的（spi
itual）；科学和技术确然代表我们东方文明中不幸不够发达的一种真正的理想主义，真正的“精神”。
第一，我认为我们东方这些老文明中没有多少精神成分。一个文明容忍像妇女缠足那样惨无人道的习惯到一千多年之久，而差不多没有一声抗议，还有什么精神文明可说？一个文明容忍“种姓制度”（the caste system）到好几千年之久，还有多大精神成分可说？一个文明把人生看作苦痛而不值得过的，把贫穷和行乞看作美德，把疾病看作天祸，又有些什么精神价值可说？
试想像一个老叫花婆子死在极度贫困里，但临死还念着“南无阿弥陀佛！”——临死还相信她的灵魂可以到阿弥陀佛所主宰的极乐世界去，——试想像这个老叫花婆子有多大精神价值可说。
现在，正是我们东方人应当开始承认那些老文明中很少精神价值或完全没有精神价值的时候了；那些老文明本来只属于人类衰老的时代，——年老身衰了，心智也颓唐了，就觉得没法子对付大自然的力量了。的确，充分认识那些老文明中并没有多大精神成分，甚或已没有一点生活气力，似乎正是对科学和技术的近代文明要有充分了解所必需的一种知识上的准备；因为这个近代文明正是歌颂人生的文明，正是要利用人类智慧改善种种生活条件的文明。
第二，在我们东方人是同等重要而不可少的，就是明白承认这个科学和技术的新文明并不是什么强加到我们身上的东西，并不是什么西方唯物民族的物质文明，是我们心里轻视而又不能不勉强容忍的，——我们要明白承认，这个文明乃是人类真正伟大的精神的成就，是我们必须学习去爱好、去尊敬的。因为近代科学是人身上最有精神意味而且的确最神圣的因素的累积成就；那个因素就是人的创造的智慧，是用研究实验的严格方法去求知、求发现、求绞出大自然的精微秘密的那种智慧。
“真理不是容易求得的”（理未易察）；真理决不肯自己显示给那些凭着空空的两手和没有训练的感官来摸索自然的妄人。科学史和大科学家的传记都是最动人的资料，可以使我们充分了解那些献身科学的人的精神生活——那种耐性、那种毅力、那种忘我的求真的努力，那些足令人心灰气馁的失败，以及在忽然得到发现和证实的刹那之间那种真正精神上的愉快、高兴。
说来有同样意味的是，连工艺技术也不能看作仅仅是把科学知识应用在工具和机械的制造上。每一样文明的工具都是人利用物质和能力来表现一个观念或一大套观念或概念的产物。人曾被称作homo fabe
，能制造器具的动物（译者注：语出法国哲学家）。文明正是由制造器具产生的。
器具的制造的确早就极被人重视，所以有好些大发明，例如火的发明，都被认作某位伟大的神的功劳。据说孔子也有这种很高明的看法，认为一切文明工具都有精神上的根源，一切工具都是从人的意象生出来的。《周易?系辞传》里说得最好：“见乃谓之象；形乃谓之器；利而用之谓之法；利用出入，民咸用之，谓之神。”这是古代一位圣人的说法。所以我们把科学和技术看作人的高度精神的成就，这并不算是玷辱了我们东方人的身份。
总而言之，我以为我们东方的人，站在科学和技术的新文明的门口，最好有一点这样的知识上的准备，才可以适当的接受、赏识这个文明。
总而言之，我们东方的人最好有一种科学技术的文明的哲学。
大约在三十五年前，我曾提议对几个常被误用而且容易混淆的名词——“精神文明”（spi
itual civilizatio
），“物质文明”（mate
ial civilizatio
），“唯物的文明”（mate
ialistic civilizatio
）——重新考虑，重新下定义。
所谓“物质文明”，应该有纯中立的涵义，因为一切文明工具都是观念在物质上的表现，一把石斧或一尊土偶和一只近代大海洋轮船或一架喷射飞机，同样是物质的。一位东方的诗人或哲人坐在一只原始舢板船上，没有理由嘲笑或藐视坐在近代喷射机在他头上飞过的人们的物质文明。
我又曾说到，“唯物的文明”这个名词虽然常被用来讥贬近代西方世界科学和技术的文明，在我看来却更适宜于形容老世界那些落后的文明。因为在我看来那个被物质环境限制住了、压迫下去了而不能超出物质环境的文明，那个不能利用人的智慧来征服自然以改进人类生活条件的文明，才正是“唯物的”。总而言之，我要说：一个感到自己没有力量对抗物质环境而反被物质环境征服了的文明，才是“唯物”得可怜。
另一方面，我主张把科学和技术的近代文明看作高度理想主义的、精神的文明。我在大约三十多年前说过：
这样充分运用人的聪明智慧来寻求真理，来控制自然，来变化物质以供人用，来使人的身体免除不必要的辛劳痛苦，来把人的力量增加几千倍、几十万倍，来使人的精神从愚昧、迷信里解放出来，来革新、再造人类的种种制度以谋最大多数的最大幸福，——这样的文明是高度理想主义的文明，是真正精神的文明。（译者注：这段引文的原文出处在适之先生的论文the civilizatio
of the east a
d the west，即俾耳德教授编的whithe
ma
ki
d[1928，lo
gma
s]的第一章。此篇的大意又见于收在《文存》第三集的论文《我们对于西洋近代文明的态度》及另几篇文字。）
这是我对科学和技术的近代文明的热诚颂赞——我在一九二五年和一九二六年首先用中文演说过并写成文字发表过，后来在一九二六年和一九二七年又在英、美两国演说过好几次，后来在一九二八年又用英文发表，作为俾耳德（cha
les a．bea
d）教授编的一部论文集《人类何处去》（whithe
ma
ki
d）里的一章。
这并不是对东方那些老文明的盲目责难，也决不是对西方近代文明的盲目崇拜。这乃是当年一个研究思想史和文明史的青年学人经过仔细考虑的意见。
我现在回过头去看，我还相信我在大约三十五年前说的话是不错的。我还以为这是对东方和西方文明很公正的估量。我还相信必须有这样的对东方那些老文明、对科学和技术的近代文明的重新估量，我们东方人才能够真诚而热烈的接受近代科学。
没有一点这样透彻的重新估量、重新评价，没有一点这样的知识上的信念，我们只能够勉强接受科学和技术，当作一种免不了的障碍，一种少不了的坏东西，至多也不过是一种只有功利用处而没有内在价值的东西。
得不到一点这样的科学技术的文明的哲学，我怕科学在我们中间不会深深的生根，我怕我们东方的人在这个新世界里也不会觉得心安理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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