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了正月二十九，来自直隶，山西，河南，江苏，安徽，江西的分存银分批运抵京中。
乾隆年间有定制：‘各省分存急需银。有因军需动用者。亦有始终未经动用者。若不随时酌宜。或久存不加查复。恐日后渐起侵亏。于急切需用时。转多贻误。令该督抚酌量。’
后来各省督抚就地方情形定议咨部。直隶原分存银十五万两。仍分存道府库十一万两。余四万两提回司库候拨。山西原分存十五万两。仍分存各府四万两。余十一万两提回司库。河南原分存十五万两。仍分存府州二万两。余十三万两归入司库。江苏原分存十万两。仍分存府库二万两。道库运司库六万两。余二万两归入司库。安徽原分存十万两。仍分存府库五万两。余五万两归入司库。江西原分存十万两。仍分存府库三万两。余七万两归入司库。
这四十二万两库银从各地运抵北京户部大街西北角的司库之中，自然的，户部要很是忙碌上一阵了。而同样的，步军统领衙门身兼防卫之责，也要派遣出大批的人手从崇文门开始护送银车直到户部大街的东北角的银库大门前，然后轮值守卫，直到库银全部入库之后，方可完事。
数日前，翁心存等人将各省解运分存银一事折呈送御前，这样的折子皇帝见得多了，不过是一些官面文字，一般而言只是会在折子上批一个‘览’字，然后交部，但是这一次，新君没有按照惯例而行，而是特为的把翁心存和曾国藩留了下来：“朕曾经听闻，银库之中，账目从来与实数不符，据闻，皆是库丁于搬运之时监守自盗，可是有的？”
翁心存硬着头皮答应了一声：“这，也只是民间百姓人云亦云之说，从无实证的。”
“空穴来风，未必无因。”皇帝好整以暇的坐着，很自然的问道：“为什么这么久以来，从来不曾彻查过？”
“回皇上话：库丁盗银，从来只是流传于小民众口之间，从无实证。而且，据外间小民讲：库丁盗银之法，乃是以谷道藏之。事体太过不雅，是而，很难取得确信。”
“事体不雅？因为事体不雅就任由这帮蛀虫从国家的银库中盗取吗？”这样的解释也难怪皇帝会光火，还好，他总算念在翁心存两朝老臣，没有更多的追究下去，只是双眉紧皱，目光炯炯的望着御座下的两个人：“嗯？难道这样也可以称其为理由吗？”
曾国藩在朝中久了，很是知道皇帝于这种前朝的弊政是怎么样的深恶痛绝，加以上一次翁心存面君的时候，奏答得很是不得体，若是这会儿再翻起旧事，怕皇上动了真怒，话语之间有严遣之词，再想挽回就千难万难，当下赶忙伏地奏答：“皇上训诫极是，臣等自当细心料理，杜绝因此等陋规而致使国家度支之财流入贪墨胥吏之手中。”
皇帝随手拿起御案上的奏折，交给身边的内侍，由后者捧到翁心存近前：“就从这一次查起！朕不想过问什么雅与不雅，朕关心的只是国家赋税之财，决不能因为任何原因为私人吞没。翁心存，曾国藩？”
“臣在！”
“朕说的，你们明白了吗？”
此时也容不得翁曾二人再说些旁的，只得伏地叩头：“是，臣等明白了。”
跪安回到部里，很是为此事发愁：谷道藏银，从来只是听说，从未目睹过，而且那种地方，在未有确证的情况下，难道是可以随便让人观看的吗？便是有皇命在身，这等大不雅之事，也实在是难为。更不用提库丁虽是执贱役，终归是朝廷部员，行事之间，又怎么能不为他们存一分体面？
两个人商议了半天，还是决定以集思广益之法寻求解决之道。又找来阎敬铭和杜翰。杜翰是杜受田之子，道光二十四年的进士，三年散馆大考二等，任职吏部，皇上登基之后，因为其父当年教导之功，荫袭后辈，被提拔为户部专管银库事物的郎中一职——这是公认的肥缺，皇帝这样安排，也是有酬庸的意味在内的。
听完曾国藩说完，阎敬铭楞了一会儿，半天才挤出一句话来：“皇上圣明。”
这几个人中，只有他是那等在户部任职，而且是心中于部务很是通晓的人才，其他的几个人，都是半通不通，所以虽是众议，却要以他的意见为主：“丹初兄，皇上交代下来此事，我等可是要想出一个妥善的法子来啊？”
阎敬铭笑了一下，翁心存的言下之意很清楚，光知道诵念皇上圣明固然无错，却也于正事没有半分助益：“这银库之事嘛，若是追究起来，只恐人人难逃法理二字。”
“阎老爷这话是什么意思？”
“列位请想，库丁以谷道盗银，连皇上都知道了，我等身为部员的，又岂会不知？既然知道，又如何一定要等到皇上亲下口谕，方才有所行动？”
曾国藩一双焦黄的眉毛深深皱起，慢吞吞的在旁边插话了：“那，照丹初兄的话来讲，此事就办不得了？”
“当然不是这样。皇上有意振作，一扫户部积弊，我等自当认真办差。只是，此番查探，若是确有实情，一众库丁身担重谴自当是清理之中，若是查探之下，并无皇上所言及的盗银之事，只怕也是不好收场。所以，我以为，当还是先细细查问清楚，待到有了确证之后，再行动手不迟。”
翁心存一心想扭转连续两次在皇上面前奏答不称帝心的窘迫，对这件事也就特别的上心：“此事宜急不宜缓。不如就交由阎老爷在这几日间密密查访吧？待到有确证之时，老夫上奏天子，即可收功。”
这件事就这样确定了下来，阎敬铭负责查访事宜。其实不用查访，户部库丁盗银确有其事，这是阎敬铭早就知道的，不但他知道，京中六部无人不知！不过却始终不肯彻查此事，就大有缘由了。
当年嘉庆朝戴卫亨初初履任户尚，也是对库丁盗银之事深恶痛绝，恰好有一次库期，为他发现库丁挑水用的水桶夹层破裂，内中藏着的银锭洒落，戴尚书自然要彻查，结果却为他劝说：“大人想兴大狱吗？大人不顾自己的身家性命了吗？这些人都是一些亡命之徒，拼出一人顶罪，其他的人半夜到大人府上行刺，又当如何？”
戴卫亨唯唯诺诺，自此再也不敢管这其中弊政，他之后的不论是曹振镛还是穆彰阿，又或者是现任的赛尚阿，翁心存等，都是一些绵软之徒，更加是心照不宣。多年以来因袭成习，竟是把个户部的银库，当做自己家的库房使用了。
阎敬铭当初任职户部，执意要做一番考究，便请了一个户部的苏拉，是伺候过几位尚书大人的，向他请教。“谷道藏银，事诚有之。”那老司官笑道，“不过说得太玄了。大人请想，八名库兵，每人偷银五十两，一次就是四百两，解饷入库之日，库兵进出好几次，这要偷漏多少？年深日久，不都偷完了吗？”
苏拉的话虽是以常理度测，却足以破惑。不过一个很大的问题便有了：谁又知道这些人会在几时行事？库银入库要有很多次，又怎么能知道到底那一次出库的时候，这些人的‘谷道’之中是‘藏’有银子的？若是一个证据不确，这些人叫起撞天屈来，自己丢脸事小，耽误了皇上心中兴利除弊的大事事大！
也因为这样的缘故，此事一直拖到各省分存银解运到京，仍然没有找到一个适当的办法。